晚饭过后，修道士们回到了教堂，在那里唱歌、吟诵、画十字圣号、祈祷并焚香至凌晨1点。阿塞尼奥斯拉我去散步。我们经过几座拜占庭式教堂，爬上拜占庭式楼梯，来到一个长长的拜占庭式大厅的门前，大厅粉刷一新，但是其他陈设却甚为复古：这便是他的办公室了。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两台电脑，桌子的后面是一台崭新的传真打印机，上面放着一部手机和一瓶好市多维生素C。墙壁和地板熠熠生辉，如同新的一样；橱柜里陈列着一排排三环文件夹。能够使人觉得这并非一间2010年左右的商务办公室的唯一标志，是桌子上的一座圣像。除此之外，假如你把这个办公室与希腊财政部部长的办公室并排放在一起，问哪一个是修道士的，你很难区分。

“如今，人们精神上的渴望更加迫切。”当我问他为什么他的修道院吸引了那么多的重要商人和政客时，他这样说道，“二三十年前，他们说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。如今到处充斥着物质的东西，而他们并没有得到满足。人们已经对物质所带来的快乐厌倦了。他们意识到，拥有这些东西，并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。”说完这些，他拿起电话，让人端来饮料和甜点。片刻之后，有人端来一个银质托盘，上面放着糕点和几杯似乎是薄荷甜酒的饮料。

就这样，我们开始了3个小时的面谈。我问了些简单的问题：为什么有人愿意做修道士？你没有女人怎么应对生活？每天在教堂里花10个小时作礼拜的人如何挤出时间创建房地产帝国？你从哪里弄到薄荷甜酒？而他则会用长达20分钟的寓言故事来回答这些问题，实际上答案简单明了（“我认为世界上有许多比‘性’更加美好的事物”）。在讲述故事的时候，他常常挥舞着双手，时而高兴、时而雀跃、时而微笑、时而大笑—阿塞尼奥斯神父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。我觉得，与许多来到瓦托佩蒂的人一样，我也不太确信自己在追寻什么。我想看看这里给人的感觉是否是商业帝国的前沿（它并非如此），以及这些修道士们看起来是否很伪善（几乎算不上是）。但是，我也想弄明白，在这里，物质世界究竟如何渗透进来—在芸芸众生中，哈佛商学院为何独独选中了修道士，并将其作为研究希腊问题的最佳案例？